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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人們通常認為，像從哈佛這樣的“名門”跨出來的佼佼者，會從母校的品牌認同度、準入高薪行業和知名雇主的便利性，以及“私人定製”式的求職與職業咨詢中受益匪淺。倘若教育真像人們所宣稱的，是“促進公平的利器”，那麼，接受同樣的精英教育的人士之間便不應該存在差異：不管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如何，生源地在哪，由什麼樣的文化哺育長大，性別如何，一旦你戴著學位帽邁出哈佛、耶魯、普林斯頓等高校的大門，便都能在就業市場上獲得同樣的“結局”，對嗎？
　　《哈佛深紅報》對已簽約的大四學生的一項非正式調查顯示，2013屆哈佛本科畢業生的平均起始年薪約為6萬美元，顯著高於美國同屆本科畢業生的平均起始年薪——45327美元。這個籠統的調查數據容易讓人忽視一個問題：在444位被調查者中，56%為女性，但女性在最高收入群體中所占的比例卻小得多。
　　在年薪最高（即高於11萬美元）的本科畢業生中，有四分之三為男性；下一收入梯次（即9萬～11萬美元）里，則有約三分之二為男性。從事金融業的哈佛男性本科畢業生年薪超過11萬美元的可能性，幾乎是女性本科畢業生的4倍，年薪在9萬～11萬美元的可能性是女性本科畢業生的3倍。在工程和技術業領域，79%的男性以及僅僅44%的女性年薪高於9萬美元。
　　當然，這個調查是由哈佛校報而非專業測評機構發起，且其職業部分的樣本量只有444個——只占應屆生總數的四分之一。但鑒於參與該調查的多數是女性，現實情況可能更加嚴重。
　　不知道有多少研究已經揭示，在美國大多數行業里，女性的收入顯著低於做同樣工作的男性；雖然女性本科畢業生的數量多於男性本科畢業生，本科以上學歷的女性數量更是遠勝同等學歷的男性。
　　即便是那些有更多女性在畢業時傾向就業的行業，也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：一半的公立和私立學校校長都是男人；僅18%的醫院首席執行官是女人；根據婦女傳媒中心發佈的《2013美國傳媒業婦女狀況報告》，在印刷、數碼、廣播和其他媒體中，女性持續並且顯著地在領導職位及權力上落後於男性。那些被如今精英大學男性畢業生所偏愛的行業（咨詢、金融、技術），其中領導崗位上存在的性別鴻溝更加讓人“傷不起”。彭博社評選的50位全球金融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里，只有5位是女性。美國頂尖的10家管理咨詢公司中，沒有一位女性總裁。至於科技公司，我想咱們都沒必要去數了，你懂的。
　　為什麼在高等教育的最頂層，女性的畢業後起始薪資仍然低於男性？
　　調查表明，男性選擇工作時，並不一定要符合他們個人的興趣，而是要能賺更多錢、更具聲望。反之，更多女性也許會抓住當下，立即追求她們心中所想。這樣的假設合理嗎？是否男人身負供養家庭的社會期望，因而在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之前，先得建設“小金庫”？是否女人在收入穩定性上所遭遇的社會壓力比男人小，因此會被她們喜歡但薪酬較低的行業所吸引？是否女人會被平衡未來個人生活與職業生涯的潛在壓力所牽制，因此選擇了那些有著更加靈活的工作時間安排和更小壓力的行業，譬如教育？這便是被雪莉·桑德伯格（Facebook首席運營官，哈佛大學畢業生）描述為“甚至在選擇加入之前便已選擇退出”的一種現象——換言之，一個女人還沒開始一展職業宏圖，她就已經被未來事業與家庭的角力帶來的挑戰嚇退了。
　　如你所見，哪怕是哈佛，女性也面臨雙重的挑戰：行業選擇的性別差異，以及行業內的性別歧視。看來，教育真不是我們以為的，是促進公平的“偉大均衡器”。一個教育機構是否應當致力於防止在職場中產生性別不平等？或者，還是把這個問題留待雇主解決更好？
　　在我看來，為不同性別的人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，需要大學和雇主雙方發揮重要作用。雇主有能力和力量去制定職場上支持女性的規則與框架，尤其是當她們建立家庭時。不過，有權力制定這些框架的人，需要好好學習女性所面臨的挑戰，包括生理的和社會的。這就是教育機構能發揮重大影響的地方了。在大學，女性應得到鼓勵將更多行業納入考慮範圍。她們應得到更多來自校方的支持，並且被鼓勵互為“後援團”去追求事業機會。男性則應接受關於女性在職場中所面臨的重重挑戰的教育，以便他們某天身居高位後，能夠更好地理解並努力解決那些困難。應該讓他們意識到，“婦女能頂半邊天”。
　　假使我們將教育看作投資，那麼，在哈佛接受教育的四年裡要花費23萬美元以上（不包括助學金），學校收錢時可沒管你是男是女。如果女性的職業“錢”景因性別歧視註定走低，對學生總體中占到更大比例的這個群體來說，投資的回報便不那麼合算了。
　　於大學而言，花力氣去解決性別不平等問題是符合自身利益的，因為一所大學若將為青年步入社會、成為有責任和有生產力的公民作准備，以及把為世界未來培養領袖作為目標的話，為社會半數人口確保一個公平的未來就是非常關鍵的了。
　　（作者畢業於哈佛大學）　　（原標題：大學該為女性就業公平做什麼）